这件事曾在高层引发持续震动，据说连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都亲自过问过此事，但经过短暂调查未果后，便被列为机密事件封存起来。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军方以及三机部的精力，全部在研制核武这项国家战略级部署上。
“爸，这个貌似阮国仓的人，是什么意思？”直觉告诉我，我们这个安逸的家庭似乎要卷入一件大秘密的漩涡中。
“谁知道，你不用操这心，赶紧给老爹领来个媳妇。都三十岁的人了，整天晃晃的，看的让人堵心。”父亲仿佛瞬间从这件事中摆脱了出来，恢复了往日的淡定。
我知道父亲根本不想参与进去，或许他对我爷爷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吧，而且，就看来人送来的那张求救纸片，用屁股想也知道是假的，易容对现代的化妆技术来说，更是没有什么挑战性。
但这件事对生活的影响，就像滴入清水中的墨汁，再怎么当做没有发生，生活都再无法清净。就连上班的时间，脑海中都不禁浮现出当晚的场景。无论从哪一点来讲，爷爷的事情都似乎牵扯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只是我有这个能力去揭开它吗，更或者，我想去探索这个秘密吗，即便真的与我那老的快要死的爷爷的性命相关。
显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事实证明，我的生活无比的符合墨菲定律，越是不愿发生的事情，越是容易发生。时隔仅仅不到一个月，我的工作便发生了调动。说实话，对很多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同志来说，工作调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工作的这几年已经调动了不下四次。只是，这次的调动十分诡异，我竟然被调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部门！
我所工作的部委，一共下设十七个局，而且只有这十七个局。无论部委官网还是了解我们部委的人，都从未听说过还有一个第十八局，更无语的是这个局竟然连个名字都没有。到了那儿才知道这是个什么单位，但已被告知要绝对保密。
老北京人，尤其那些在机关单位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北京这个古老而又前沿的城市中，隐藏着很多秘密部门，它们或者躲在某个大楼的一角，或者深居某个胡同，在普通人眼里他们都是那么普通，但做的事情却都是国家机密。其实，这种部门各个国家都有很多。
我不知道领导为什么要把我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单位，见到接待我的那位副局长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爷爷可能还活着。”
直到工作后的第十天，我才知道我爷爷还活着和我被调到这个诡异的单位有何联系。
那是2010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北京三里河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小楼依旧亮着灯光，只是拉着窗帘看不到里面的情景。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这个奇怪的单位，大门口警卫森严，略有些古怪的黑色木牌上只写了三个白字——十八局，而且还常常办公到深夜。在北京城，这种负责机密工作的单位还有很多。
昨天下班前就接到刘局的通知，今晚九点三楼会议室开会。听同事说这个点开会，应该有任务要布置，而且我是这次任务的参与者。保密工作的特殊性，只有参与人才知道，即便同一个单位，特定的案子也只有特定的人知道。
吃过饭，我早早来到会议室，和另外一位同事做了一番检查，主要是排除窃听装置和隐形摄像装置。等我们检查完毕，又陆续进来了八个人，其中就有我们刘局，但还有五人我都不认识。
“人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刘局看了下表，平静的说道，但眼神中流露出的紧张还是间接说明这个案子的不寻常：“今晚要启封一件案子，这个案子的特点是时间久、资料少、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离奇的。小何，把10号档案拿出来。”
仅凭序号就足见这个案子的年代有多么久远，我们局所有档案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中32号之前的最初是由军方保存，32至128号档案来源比较复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央调查局、国防科工委、军方。128号之后的案子，才是我们局直接接手的。10号档案比较特殊，是由军方转交至国防科工委，最后流转到我们局的。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我打开会议室隔壁的厚重铁门（当着所有参与者的面提档是很多机密部门的铁规定），在最里面一排架子的最上面找到10号，它是那么的不起眼，比其他档案袋都要薄很多，显然里面没多少东西。
刘局撕开封条将所有东西慢慢拿出，一共是两份文件、三张照片、两个自封袋。随即将两份文件依次放在投影仪上：“这是一份体检报告，大家看一下。”
会议室前方的大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一张体检报告，文字很少，主要当年的科技水平，也不可能查出太多东西。不过，当我看到那份报告时，心中一种难言的情绪，我甚至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这是关于我爷爷的案子，我终究还是参与了进来。
“发病情况：全身机能过度旺盛致心脏急速衰竭，双目坏死十日以上，血液及结缔组织中含有大量不明颗粒物。红色毛状物为一种未知毒性蛋白，发病机理不明。诊断意见：无。”
刘局接着将第二份文件放上投影仪：“我想大家应该猜的差不多了，这就是56年发生在罗布泊的那件案子。刚才看到的就是被发现的两位士兵的体检报告，下面这份文件是当年调查队留下的数据。”
我不是学地质的，根本看不懂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