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里是很奇怪的，或者是因为惧怕或者是因为羡慕，所以很多的人在生前的时候潦倒落魄，但是等到他们身死之后，他们生前的作为才被人们推上了神座，这样的理智有很多，国外的哥白尼、伽利略、马可波罗、狄金森……而国内这样的人更是不少，曹雪芹、蒲松龄、陶渊明……
他们都是生前潦倒，但是身死之后他们的作品才渐渐的被人接受，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这样的事情太多，所以在后世的时候也有人觉得张果荣一直在观众心中不朽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个原因。
肖易还记得，在张离去的数月之中，在sas肆虐的艰险背景下，包括媒体、艺术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在内的香江文化界乃至学界，对张果荣先生的尊重、对张的辞世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及其严肃态度，给他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在生前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身死之后的短短时间之内根本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但是在大陆的文化圈中，却分明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一种局促与尴尬。
因着电影《霸王别姬》的缘分，张果荣进入大陆的文化圈，以此开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我们从众多的回忆文字中获取了这样的信息，这些文字承载着书写者们的一往情深。这是心与心的交流，这是对张果荣的品质的回馈。
但同时，或许不那么有趣的是，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重音‘，一种‘难言之隐‘。众多的文字既充满敬意，却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
‘人都那样了，还让我们说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热热闹闹的大陆文化批评。于此却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麻木与寂寥。
唯一可以见到的，是社会学者李银河的一篇短文，她讨论了张果荣的‘生活姿态‘，将其称作‘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作为她近年译介的西方‘酷儿理论‘在华国的一个应答。
当新浪网等多家媒体举办的‘文化偶像选举‘之时。有学者将该选举活动称作含义丰富的‘社会征候‘。或者，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征候群‘，在被文化批评家们用来诊查‘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尝试着诊查一下‘诊查者‘自身。选举中。张果荣的入围提名和高票获选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像‘鲁迅与张果荣‘、‘张果荣挑战鲁迅‘等一类的表述，则凸显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级与霸权，传递出一种戏弄的意味。
可以说，张果荣在‘文化偶像选举‘事件中。重复了他在‘金像奖‘与‘金马奖‘上屡屡遭遇的命运：有提名，却缺乏真实的评价。或许，是因着那些‘荣迷‘们的决心，出自敬意又唯恐伤害，小心翼翼、左顾右盼，矛盾重重又义无反顾地，最终将他推上了这个冷酷的‘看台‘，但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在‘四月‘之后的张果荣。其被提名而最终获选的过程，究竟承载了多少民众心理的接受与敬重？在争论中，也能见到一些带有相当知识含量的讨论，真诚而富有理性的批评，像这样的终局点评可谓精彩而又机智：‘推选十大偶像。一般前五名都是经典的。
从第六名开始往往就举贤不避亲了。张果荣无疑是当今的优秀艺术家，刚刚含恨辞世也令人扼腕痛惜。‘然而更多的，是学者们，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影像艺术研究者的沉默。这沉默显然是在质疑‘选举‘的合法性。但这沉默，更深层地。是大陆艺术界对张果荣事件的‘矜持‘态度的延续。
于是很多人发现：面对张果荣，大陆的文化批评，竟然失语。
沉默，是因为张果荣的份量不够、成就不及，还是其它？是他不能‘与鲁迅比肩‘，还是因为‘更具文化符号意义的艺人还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会更多。曾几何时，我们才见到对金庸的堂皇评价，周星驰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讲堂，我们还见到崔健的歌词成为‘新诗‘经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编，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烦事儿。但为什么，对张果荣，一个在20世纪华国最典型的文化市场中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追求，并以自身的真诚敬业、才华悟性而达到一种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许多日子以来，肖易一直在躬身自问：我们真的有必要针对张果荣发言么？他的价值、他的存在意义究竟应当该如何定位？这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么？就发言者个人而言，发言与否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沉默。重要的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后那种暧昧莫明的性质，感受到在沉默中丰富的蕴藏。
有人说，无论如何，不可能绕过张果荣去解读香江的流行文化，而‘香江流行文化已经成为华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称作‘华国流行文化的工业中心‘。有说他是香江演艺圈中的no.1，是香江打入世界文化市场的一个‘品牌‘。我想说，对当代华国文化的解读，已成为‘文化符号‘的张果荣，确实具有相当的潜力，有更多的‘侧面‘，并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绕过‘。然而，在新世纪刚刚展开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具有深层震慑能量的‘国家事件‘，一个承载着新鲜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现象，面对着张果荣以其多元文化价值带来的挑战，我们见到的是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