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当时进行的是地面核试验，试验产生的微量辐射颗粒将被风吹向南部，并会被山顶的感应仪自动捕获。通过对这些微量颗粒进行研究，就可以获取华国核武器的当量等重要数据。楠达德维山海拔高度7817米，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之一。只要电子设备的功率足够强，华国境内遥远的试验基地就可被一览无余。
华国进行核试验的时候，罗伯特.夏勒还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院一名年轻的内科医生。一天，医院的有线广播忽然通知他到前厅去，说有一个戴墨镜、穿雨衣的人在那儿等他。
“您就是罗伯特.夏勒吗？”这位神秘的访客随即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机票并问道，“有没有兴趣去一趟喜马拉雅山？”这位客人随后向他解释道，中情局需要一位具有电子技术知识和丰富登山经验的医生，而夏勒正好满足这些条件。中情局答应每月付给他1,000美元，作为交换条件，他要为中情局服务并严格保守秘密。当时的1,000美元还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加上终生难求的登山和为国效力的机会，夏勒很快便下定了决心，随即开始参加训练。
夏勒参加的训练是需要严格保密的，即使自己的家人也一无所知。自从参加训练以后，他上班总是迟到早退、来去匆匆，回到医院时不是变瘦了，就是哪儿又受伤了。医院里的同事们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而夏勒对于别人的疑问总是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官方掩护理由是参加科学家/宇航员训练项目，但他不能透露更详细的内容。
每次训练开始时。他都要先穿过由帆布搭成的一个通道，再进入一架窗户密闭的飞机。夏勒的同伴们可谓行行色色，其中包括一个名叫汤姆.弗罗斯特的登山探险家，他因曾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探险而闻名遐迩。他们的队长是印.度著名的登山队员莫汉.辛格.科利上尉，曾登上过珠穆朗玛峰顶。其它许多人夏勒并不熟悉，但从他们掌握的核技术知识来看，应该是科学家或教授。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他们很快就能熟练地从直升机上跳下并用塑性炸药摧毁目标，还学会了使用核试验装置，这些装置是为他们的任务而特制的。在训练中。他们还要反复把这些装备拖上阿拉斯加的陡峭悬崖，为将来攀登喜马拉雅山做准备。
华国核试验一年之后的1965年秋天，这个秘密小组的人员在“庇护所”――楠达德维山旁边的一个天然要塞集合。此前，共有6个人登顶过这座被当地人称为“女神”的海拔25,000英尺的山峰。但只有3个人是活着下来的。由于需要携带大量的监视设备。科利上尉等人预计这次攀登将更加困难。但是，夏勒和其他米国登山队员却满怀信心，决意要创造历史。
登山行动开始后，12名登山队员和当地的夏尔巴向导开始向楠达德维山缓慢攀登。虽然携带这些装备登山很吃力也很不方便，但这些核装置却能在晚上为他们提供一点温暖。这些重达40磅的发电机里有充足的钚，足够为监视设备提供1,000年的电力，从而能让米国和印.度连续不断地监测华国的核弹和洲际导弹试验。
一连几天，队员们都在楠达德维山的正面攀登着。夏勒用他的相机和日记记录了每天的行程。这些秘密间谍们脚穿钉靴、手持冰斧，跨过遍布缝隙的冰河。渐渐向高营地（登顶前的最后一站）靠近。此时，楠达德维山险峻的顶峰就耸立在他们上方1,000英尺处。然而，好景不长，当队伍到达高营地时，天空忽然阴云密布，冰冷潮湿的空气预示着暴风雪即将来临。
此时如果知难而进，他们很可能会面临被恶劣天气吞噬的危险，于是登山队队长科利上尉临时决定打道回府，等到来年春季登山期时再重新攀登。为了省去下次登山时再次携带监视设备的麻烦，科利上尉命令队员们把设备打包捆在山腰上。尽管其他队员颇感意外也相当懊恼，但他们还是把一部天线、两台信号发射机和核发电装置捆在了一处突出的岩石上，随后便匆忙下山了。
第二年春天，登山队重整行装再次开始攀登，可是当他们抵达高营地寻找存放包裹的地点时，那块岩石早已不翼而飞了。四下侦察一番后，他们推测那块岩石可能是被雪崩削掉了，核发电机和7支雪茄状的钚燃料棒也很可能被深埋在了冰雪之下。
尽管没有人能够肯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其后果却很令人担心，存在两种同样危险的可能性：一是核燃料落到了坏人手里，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二是移动的冰层把钚燃料棒碾成了粉末，4磅重的放射性物质将被释放到融雪中流入恒河。
随后两年，中情局先后派遣了数十名携带盖革计数管、一种常用的脉冲，记录核辐射探测器的登山者和装有特殊探测设备的直升机，在冰山上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试图找到核发电机的踪迹。同时，夏勒和其他队员也登上了楠达德维山上的另一座稍矮的山峰，成功地安装了一套类似的爆炸观测和导弹监视装置。随后，他们也加入到了寻找钚燃料棒的队伍之中。但是除了盖革计数管发出的几声信号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发现。夏勒还利用这次机会偷偷离开高营地，私自登上了难以捉摸的楠达德维顶峰，并拍了一张照片留做纪念。
当喜玛拉雅之旅划上句号之时，登山队中的官方人员以充实行动报告为由，要求借用夏勒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