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唐阿姨说的，其实情形也不是太坏。
民国实行基层自治――也就是县城以下，就由当地有名望又支持国府的士绅地主自主管理。缴纳赋税的时候再与国府联系。
我家在乡里本也是士绅一流，因山高水长，北京事故离此太远，他们眼里，小姑姑作为革命的最早几批直接参与者，就代表着“与国府的联系”。
因此小姑姑也受到了家乡士绅的欢迎。
家里不但给小姑姑分了一些田地钱财，还与唐阿姨一样，资助她开起了女学堂。
唐阿姨帮小姑姑开起了女学，又招了几批原籍浙江的阿姨与小姑姑一道操持，便要告辞。
“大姐要回湖南吗？”有一位阿姨问。
“不，我还要再去北京。”
小姑姑吃了一惊，急急劝道：“群英大姐，事已至此，袁世凯主政，定不会允许我等活动，再去北京又能做什么？”
唐阿姨负手微笑：“我是说要开女学，办女报。不过，就不能在北京开嘛？众姐妹安心，我好歹也是最早的开国元勋之一，得过二等军功章，袁世凯还拿不了我怎么样。”
唐阿姨就这样，辞别我们，独自一人，又北上去了。
一段时间之后，传回音讯。
起初，唐阿姨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
不料，不久，唐阿姨因言获罪。
“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
唐阿姨一向堂堂正正，敢于说天下人不敢说之话。这句话类似的内容，多少人想说都不敢说，倒是叫她直说了出口。
后来，听说唐阿姨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
次年，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阿姨。
幸而唐阿姨因是国府元勋，起义最早领头人之一，知交遍布京都。
早有人提前告诉了她袁氏险恶，因此唐阿姨得已避开追捕，逃离了京城。
来到嘉兴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唐阿姨的平安信。说她已经顺利回到了家乡湖南，暂且隐居下来。
她信到的时候，经过一年的筹备，嘉兴女学堂再过几天，也该正式招收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