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翌日开始，东京所有的大报小报上均出现了梅兰芬的大幅剧装照片。梅兰芬潇洒的仪表和男扮女装的舞台形象，首先征服了那些对中国京戏尚不十分了解的读者。
从第二天开始，梅兰芬首演的大剧院门票被抢售一空，黑市上的剧票价码也顿时飚升到惊人的地步，许多商界巨擘甚至不惜重金派员购买。
到了在东京演出的最后一天，就连一些对中国京剧不感兴趣的日本皇室和政界要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亲临剧场观看梅剧。
梅兰芬因此不得不把在东京的既定演出日程一再推延，一直到半个月之后才在戏迷观众的夹道欢送中驱车离开了东京。
接下来，梅兰芬在大阪、名古屋和神户等地的巡演，也收到了他预想不到的最佳效果。
作为中国第一位来日本演出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芬自此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本媒体对梅兰芬的推崇与赞扬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由于1919年这次首演的成功，日本各界在此后多次派人前来北京邀请梅兰芬第二次赴日公演。
特别是当年在东京与梅兰芬同台演出的日本艺术家守田堪弥、田嘉久子、松本幸四郎和中村歌右卫门等人在梅兰芬离开日本以后的频频书函，都向他表达了要求再次一同演唱的焦渴之情。
梅兰芬感其盛情，遂于1924年再次组团赴日公演。这次访日规模要比前次更加宏大，日本各界人士为了欢迎梅博士的到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梅兰芬抵达东京时，数万人冒雨守候在车站，人群里不断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和欢呼声。
这次梅兰芬以他新排练的剧目《黛玉葬花》《金山寺》及梅派传唱已久的《霓虹关》《汾河湾》和《千金一笑》再次获得了广大日本观众的青睐。
无论在东京，还是京都、大阪，演出都场场爆满，媒体都用大幅版面报道梅兰芬的巡演盛况。
正如日本报界所说：“此前日本艺界以欧美艺术为楷模的先例，均被梅兰芬两次公演所激起的热潮取而代之。”
梅兰芬的京剧艺术不仅可以堪称东方世界最佳美的艺术，而且他出类拔萃的表演技巧也彻底征服了日本各界，他们都从梅博士的表演艺术上认识了中国京剧艺术不可忽视的价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梅兰芬在北京看到报纸上刊载着日本关东军血腥屠杀东北百姓的消息时，他泪流满面，怒不可遏。
1932年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在东北长春粉墨登场。日本侵略军为了大造伪“满洲国”成立的声势，决定不惜一笔重金，从北京聘请一批京剧名伶，前往东北长春去为伪“满洲国”成立盛典助威造势。
在日本关东军初拟的京剧名伶名单中，第一位就是梅兰芬，而且关东军给梅兰芬开出的酬金价码也是最高的。可是，梅兰芬对敌伪派往京城的特使呈送上来的请柬却不屑一顾，他以正在患喉疾为由婉拒了。
日本关东军清楚，对待像梅兰芬这样的京剧名家，金钱利诱和武力威胁都是不会起作用的。
于是，总司令本庄繁便派一个晚清遗老秘密前往北京，找到了梅兰芬的宅第进行游说，企图以情动人，诱使梅兰芬就范。
这位晚清朝臣早年和梅兰芬颇有旧谊，同时也是北京“梅党”的幕后支持者。
出乎本庄繁的意料，梅兰芬见了那位前清旧臣以后，不但没有被他的游说所打动，反而当面向他表明不能前去长春为敌伪唱戏的原因。
梅兰芬对这位旧友说：“如果请我去长春为溥仪唱戏，我可以不计任何酬金代价前去助兴，因为这是为中国人唱戏；可是现在让我去长春的是日本人，他们又是为在东北建立伪政权才请我前去的。
我如果前去长春，就会助长日本关东军杀人放火的*威，同时也损伤了我作为中国人的国格。因此您就是说什么，我也绝不会到长春给所谓‘满洲国’唱戏祝贺的。”
那人又说：“先生早在1919年就率先前往日本东京唱戏，莫非那不是给日本人唱戏吗？”
梅兰芬说：“前次我去日本唱戏和现在前去长春唱戏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去日本的两次演出是为增加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然而现在去长春则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
况且日本人现在不仅杀害我们东北同胞，占据我国国土，还要在我们中国国土上建立伪政权，如我这时候前往那里唱戏，不仅丧失了我的人格，也丧失了中国人的国格。
所以您最好不要再劝了，我就是死在北京，也绝不会前去东北给日本关东军为虎作伥的。”
那位前清朝臣无言以对，只好红着脸退出了梅宅，回东北向他的日本主子复命去了。素有“中国通”之称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虽然请到一些在京城混不下去的京剧界人士前往长春为伪“满洲国”“开国”祝贺并演出。
但由于梅兰芬的坚决拒绝前往，让他从心里产生了敬畏。
本庄繁在若干年后回忆此事时曾经感叹说：“梅先生不是一个可以用金钱能够动摇的艺人。把他称为中国最有人格的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
听到这，长孙花衣的心里不禁涌出对梅兰芬的敬仰，廖主任又对他讲了梅先生与苏联的渊源。
热河失守以后，又有一位远路赶来的特使走进位于北京李铁拐斜街的梅兰芬寓所。
这是一位经过东北雪原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