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代两宋以来，世风日下。唐宋元明改变秦汉至唐代的趋势不断加强的重刑立法尚且不能重整腐朽没落的事间。多数佛门同修往往也是世间的ròu_tǐ凡胎中来，在世人迷信的哄抬乃至权贵之人的纵容之下种种违背佛门规矩的丑行也就在所难免了。”破颜叹道，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这种行为上的辩解。
“还是能够尽可能的避免这种事儿的。道德与心性的修养需要监督，只要在全国建立专门的宗教刑司衙门，以超脱世人标准的规矩和法度向来可以避免三教九流中的不少事。并且在完善各寺财务制度的情况下广泛建立举报奖励之制。除此之外，废除大多少寺院田产改为按照查实的人数规格建立国家相关的财务保障。想必可以使不少人即便不能超脱轮回之苦度而成佛，也能让不少佛门中人真正得以免除堕入三恶道之苦。”张海思索片刻后回答道。
“只要用人得当不草菅人命，重典亦为善法。”破颜一时没有想到太多，只是稍加思索后应付般的说道。可当平静下来仔细思索的时候又觉得这其实何尝不是一个机会？唐宋时期佛法衰败儒家兴起，这固然有三武一宗灭佛的缘故。可大乘佛教中功利敛财之风乃至僧侣的种种迷信下的特权又何尝不是使其丧失民间信任以至于不可能在这数百年来得以壮大的重要原因？这些现象当然不可能彻底清除，最可能的情况自己这些名寺上层的利益不会损失多少，却可以大大约束佛门下层。尤其带来的威信提高则可以壮大整个佛门的势力。
可此时的破颜并没有被闲谈冲昏了头脑，再了解到张海本人对于佛家并无自己以前想象的那类恶意的时候终于向张海请罪般的跪了下来：“是贫僧以前听信谗言一时糊涂，误会了施主，才会把一些事情隐瞒至今。”
随后，破颜把自己了解到的城内寺院中厂卫的情况向张海主动做了坦白。
“你虽有罪，难迷途知返当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功补过。不过，我希望不再有人把我的这种信任还有今后我们共同曾在青州的当做资本来炫耀。”张海也终于对破颜叮嘱道。
同破颜的会面一定程度减轻了这些日子以来张海心中的罪孽之感，也迅速拔除了厂卫留在城内寺中的不少机关暗线。但更重要的收获，还是新朝立法上的思考。
五代元明以来，历朝典法逐步加重，却没有挽回社会文明逐渐衰败的势头，除了重礼而轻法，法律包含了太多公开且显而易见的等级痕迹，就在于包含了太多以业定罪而不是以性定罪的东西。
工匠们的轮休制度使得不少学塾弟子得以从长时间的监督工作中解脱出来，得以有不少空闲时间用于日后一些基本所需律法的商议。
即便是封建时代，一套比较完善的律法也需要长时间的编纂和多年的实践，只靠如今这些人手还有有限的时间只能确定一些最基本的刑律乃至吏律的大致原则。张海是一个法律工具论者，而不是一个法律至上论者。至少在需要漫长过程的大变革时代，法律的更改与修订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实践所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也是在没有刑法的前提下靠婚姻法与宪法两部法律至天下么？
但在青州不少日子以来的初步实践来看，在自己的队伍乃至整个组织根本无法同革命年代的执政党相提并论的情况，如果不在吏律和刑律方面确定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那就会给不少人以可趁之机。
“官吏贪赃，唐代以来就有六赃一说并规定了各种非法获得利益的行为及其处罚，并为各代所继承。可依我来看，对于明确的受贿和监守盗等贪墨外，坐赃、受所监临等一般以权谋利的处罚都太轻。至少在现在暂时看来，没有区分这些行为的必要。我们并不缺少财物的来源、这些行为造成的上下不忠乃至组织的涣散才是最严重的危害。不论数额的大小，反应的都是一种对队伍的不忠。在我们还尚未在实践中完善的时候，立法当力求简明”商讨关于吏律基本法草案的时候张海对众人说道。
“明初的时候六十两的斩后剥皮实草，在我看来虽说是死后的剥皮实草虽有一定意义的意味，但不如做为人体解刨的依据更有对医学的利用价值。而六十两也好，五十两也好，有的人认为严了，我认为不算严。如果考虑粮价的不同，东虏那里对战亡军士的抚恤也未必有这个数。一个底层的平民百姓，日常消费每年的衣食住行折合三石折合粗粮或者三贯钱已经算是颇为宽裕的了。四十两银子就在绝大多数年景中就可以足够一个人过三十年，也就是大多数常人的后半辈子。所以乱世重典：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收授索取财物，折合超过六十贯也就是一个贫民足够养活后半辈子的银钱那都是斩刑。而六百贯以上，则足够是一个小康之家全家人后半辈子的消费了。到了这种程度以上，我认为在性质上堪比谋逆，视情况除以极刑。”
张海又补充道：“为了更为方便操作：我们的吏律的涵盖面不仅仅包括担任职务的官员，也包括为我们服务的军民，自然也包括在坐的众人。三代之内的亲属和下一级犯了六赃之罪家主及上一级连坐同罪。再以外，除特赦之例的减等处罚。唐代以来的律法中死刑之外往往是杖责，我看杖责这事很不好操作。轻的改为徒刑加剥夺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