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牵扯到的地方督抚大员之多，官员们胆量之大，涉及地域之广，后果之严重，是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别的不说，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时，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更是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试问有哪个正常国家，中央向敌国宣战了，可是地方政府却和敌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规定互不侵犯，这不是汉奸行为是什么？可是就这种汉奸行为，居然还能为无数史学家所推崇，认为是保护了国家的元气，杜绝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行径。你怎么不说瓦德西等人根本就不用自己亲自上阵了，自然有督抚大员把想要的东西送来了？！
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中记载：“有云：‘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张之洞）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指慈禧太后）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则其时大臣私对慈禧有此称矣。”
据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记载，辜鸿铭1900年曾向张之洞提出江南**计划。辜鸿铭说：我提出江南**计划，暂作缓冲，……我们好乘机尽快整军备战。并唤起举国人民同仇敌汽，和敌人作长期战斗，保家卫国，北上勤王，争取获得最后胜利。
辜鸿铭是一个文人，他是不是在吹牛不得而知。可张之洞这件事却是有旁证有人证的。作为朝廷的湖广总督。你平日里玩命糟蹋朝廷的钱也就算了，居然还管太后叫什么“老寡妇”？还扬言要骇她一下？胆子还能比这个更大一些吗？
至于说牵扯的人员之广，这件事情里牵扯到了两个十一年后往清朝的棺材上钉钉子的人物。除了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之外，李鸿章幕僚刘学询更是给一个人去信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这个人名唤孙文。（嗯？以推翻满清统治的先行者，为著名历史发明家有良心的青年历史教师猿某非所推崇的孙先生，怎么和一群满清官僚扯到了一起去了？这不科学啊！）
地方政府如此公然的违抗中央的命令，让人看出了清廷中枢的软弱与空虚。从此威信扫地。在庚子之后，虽然说清廷加大了编练新军的力度，一心要所谓的富国强兵。但是，通过东南互保事件窥出了清廷底细的有心人们、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及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他们已经实际上摆脱了清廷中央的控制，虽然表面上仍然效忠朝廷，仍然高呼万岁，但是在心里已经把朝廷看成了一个傀儡和摆设。对于符合他们集团利益的中央政策，会加倍地放大执行；而对于损害他们集团利益的中央政策，可以满不在乎地加以抵制。
宣统元年，作为摄政王、宣统皇帝本生父的载沣想杀袁世凯为哥哥光绪皇帝报仇而不能成，也是这件事的后果之一。在平定太平天国当中而形成、壮大的湘淮军，坐大不过三十年，便有实力对抗中央，这便是洋务运动三十年官权泛滥的结果，地方政府手中权力太大，太多了的缘故。
其实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是经济基础的改变，马老爷子的名言是绝对的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管清政府想如何努力，只要它不能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无论新军洋务，都是镜花水月。那些买办享受着中外勾结的巨大利益，掌握着地方的税收和军队，而清政府几乎被摧毁殆尽。能依赖的，只有宗社党和区区几个省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还遭受了来自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尤其是庚子年，更是遭受了致命一击。
实际上，今天的世界依然没什么改变，我们数一数这些年战乱的国家，乌克兰，寡头有私军，叙利亚，民间到处是私军。绕过那些皿煮毒菜的名词，我们又可以看见，乌克兰是欧洲对西方资本最开放的东欧国家之一，而叙利亚，在战乱前也是搞了去工业化。这些国家，政府能掌握的资源，只有区区几家国有企业和很难收上来的税收，如此，国家如何强大有力？可惜的是，面对历史的教训和乌克兰、叙利亚的血光，依然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希望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自己一分钱不掏，还高喊这是时代潮流。他们全然无视国家的力量来自人民的支持，他们抽走了支持，让国家如何用强大的臂膀捍卫所有人也包括他们。因此，为了所有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不厚道的作者强烈建议他们去这两个国家旅游一下，看看他们主张的东西到底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而看到这些之后，是否还能对国有企业虎视眈眈，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偷税漏税，是否还能理直气壮的高喊政府负责？有利可图的时候拼命叫嚷要让利，要尊重市场，可是当无利可图或是要履行义务的时候，又反复强调这是国家的职责。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所以，买办便是汉奸之中的精英分子。与那些我们印象里歪戴着帽子叼着烟，斜跨着盒子炮的传统形象相比，他们却是文质彬彬多了，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