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作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也收集到了很多关于薛三喜的负面信息，也意识到了他将是祸害一方土地的祸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领导们有过任命苏老二当支书的想法，并且委派张书记去探过他的心底。
但为时已晚，支部换届的时候到了，乡里相关的领导受到来源于县、市、甚至省里的压力都有，那些关键部门的领导一个跟着一个向地方的主要领导打招呼，都是很策略的表达了任命薛三喜为大塔村党支部书记的要求。
也就是在那年支部换届中，薛三喜如意地当上了大塔村的村支书。
他当上村支书的第一件事，就是斥资170万元，把有史以来以“苏家祠堂”为苏家屯办公基地的地点移到了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里。
······
其实，社会的最大矛盾就是社会资源的不均衡。资源是大家的，若是个别人占有，以此很快地强大自己，这便是产生贫富不均和社会邪恶势力的温床。
就像苏家屯南山的铝石矿。
在某些虚幻的想象中，苏家屯当时被人们誉为当地的“小香港”，其实，在那些扑朔迷离的“荧红灯”的背后，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是危机四伏。
是我永远也想不明白的是，那时的薛三喜只要手指头缝里漏下一点点，就可以满足苏家屯上百户人家的温饱要求。因为那些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间要求的很低很低。但事实告诉我，也告诉人们，那种想法是很幼稚的。
薛三喜自从当上了大塔村的支部书记，在玩弄权谋和手段上，他便是更加的如鱼得水，他仰仗着在苏家村当生产队长和村长时候积累的财富和流氓手段，翻掌为云，覆手为雨，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整日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在苏家屯村，甚至在小黄乡，完完全全的一个“东土嘴儿”形象了，他时常这样认为：苏家屯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小黄乡也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
人若到了这个时候，便是有一种“飘飘欲仙”现实了。
薛三喜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
他平时非常关注村里账面上的现金收入，只要账面上或者村子里的实际收入有了钱，他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召集那些关键的人物到村委会，然后一副无奈的表情对大家说：“今天出去为咱村办事情，车在半路上车撞住了两个人，要是叫公家说，那得赔好几万，我找了个熟人私了了，赔人家了13，000元，你们几个人都得给我签个字，做个证明，在村里的账上报了吧······”
我当时算了一下，一套棉衣100块，这13，000块钱就可以满族苏家屯70个老人四年的冬季取暖避寒的问题。
但要让薛三喜做到这一步，真正是天方夜谭，比登天还难！
每每到了春节，或者八月十五中国人传统节日的时候，薛三喜还会把那几个人叫到村委会，对他们几个说：“传统的节日又来了，中国人都讲究感情，我算了一下咱村子里总共在外面工作的人员，他们在外面也不容易，按照职位的大小，分三个等次，200元~500元~1000元，我要去慰问慰问他们，这些钱都需要在村里的账上报了，你们几个都在这张条子上签上名，做个证明”，薛三喜说着从他的抽屉里拿出那一张他早已写好的条子。
他的表亲和他的本家那几个人都很乐意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仔细的看了一遍，又从抽屉里取出另外两张条子来，说：“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往县上和乡里面每一个咱们用的着的领导，我都要去‘金塑’他们，每个人从元~5000元不等，也都写好了一张条子；另外，周边地区的“绅士”和那些“惹不起”，也都按这个档次去‘金塑’他们，这两张条子你们也签一下·····”，他的表亲和他的本家那几个人都知道这里面玩的是什么“把把戏儿”，更知道这样做对他们的整体利益是有益的·····。
就这样，签名字的人根本不管不问薛三喜是去过了谁家，或者是没有去过谁家，那些钱送出去了多少？还有多少他自己留在了自己的家里。
有一点倒是事实，每年苏家屯春节期间举行一个什么小活动，就是放几桶烟花，薛三喜都要买上几千块钱的名烟送到周边地区的那些“绅士”和“惹不起”的家中，他怕那些人踢他的“场子”，越是这样，那些人越是得寸进尺······。
按照合同，每一年小黄乡政府都要从“长江铝业公司苏家屯矿”的所收利润上拨给苏家屯现金200余万元，这些钱往往还不够薛三喜一人这样消费。
后来，我因一件具体的事情接触过小黄乡政府核算中心的一个会计，他直言对我说：“你们村里的两委待你们这些在外工作的人员可真好，每年传统的节日都给你们开着慰问金”。
我不解他这话的意思，就问：“啥慰问金”。
“我是例行检查各村账目的时候发现的，你们村的账目上有很大一笔传统节日慰问金，是慰问你们在外工作人员的，连中心小学的苏校长都有，你难道会没有？”
那会计说完，看见我吃惊的样子，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像这种钱他也斗”？
没过几天，我和苏老二在一块说起了这件事，苏老二说：“要说慰问咱们在外人员的事，前任支部是给送过我过慰问品，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