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找来了袁盎。
闻得太后的意思后，袁盎当即蹦了起来，并且还配了音：此举万万不可，望丞相力荐。
周亚夫两手一伸，没有说话，但意思很明确——我要有这份能力还找你干嘛？
前边提到过，袁盎是个爱凑热闹的人，但凡有丁点机会，就不会闲着。见周亚夫一筹莫展，袁盎张嘴就来了一句：我将上书皇帝，言明利害。
周亚夫心中一乐，正愁没突破口呢，兄弟你太厚道了。
只不过还有个问题摆在眼前。袁盎现今是无业游民一个，他是没资格直接给皇帝写信的。当然，对于这一难题，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周亚夫很适时地配合了一句：好！我会速呈皇帝。
袁盎匆忙回家，发挥几十年文学功底，引经据典、博古论今，连夜赶了一份奏章，递到丞相府。
周亚夫没敢闲着，拎起奏章就送进了宫，第一时间摆在刘启的御案前。
事实上，刘启最近也比较烦。“兄终弟及”这种事，他干不来，也不愿意干。但老娘的性格他清楚，若没合适的措辞，老娘这一关是过不去的。所以，刘启目前也正抓耳挠腮。也就在此时，袁盎的奏章送来了。
刘启不喜欢袁盎，但欣赏这份奏章。难得地笑了笑，最终做了个决定——开会。他要拿这道奏章观察一下大臣们的态度。
皇帝是天底下最牛的岗位，为了这个岗位，许多人挖空心思。费尽心机。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但事实上。这个岗位除了有无上的荣光外，更隐存着巨大的风险。据有限的史料记载，在这个岗位上非自然死亡的概率非常高。为此，脑子正常点的帝王们，一般都会小心翼翼，一般都不会太过放肆，最起码要象征性地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笼络一些人心。当然。个别超级猛男，或者脑子缺根筋的家伙，会是些例外。
刘启不算是“例外”的那一类，他有时行事虽然不拘于常理，但大部分时候还是会按规矩办事的。
三公九卿都被召进了宫，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开始了。
刘启开门见山：太后有意立梁王为储，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猛然听到这个话题，大家一愣。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清楚，皇帝不愿意来这一手。可太后认准了这个理。大家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你说行吧？得罪了皇帝。你说不行吧？太后又不高兴。不管是皇帝还是太后。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也得罪不起。
也许有人会问了。从位置排序上，皇帝似乎应该靠前，既然如此，就应以皇帝马首是瞻，应该不会有错。可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之所以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关键因素还得从汉朝的体制上来探讨。实际上，我不想讲这些东西，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讲的话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所以，就用我自己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做个简单介绍吧。
在历史教科书中，尤其在讲汉朝那段历史时，有两个字上镜率非常高——外戚。这是一股非常强大政治势力，并且一直贯穿整个古代史。而汉朝，正值这股势力的巅峰时期，不过在唐朝时也有过一段小**。直到有一天，这股势力强大到连君权（皇帝）都难以制约时，另外一股政治势力才相应而生。当然我不讲大家也清楚，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就是宦官。当然，宦官也有巅峰时期，不过那还得再等一千多年才能到来。
也许有人会问，汉朝的“外戚”何以会如此猖獗？根源还在其开创者刘邦身上。刘邦建国后，把立国的根本定性为一个字——孝。刘邦本人虽然算不上孝子，可他却就认准了这个理。当然，这还得拜萧何所赐。因此，除刘邦外，随后历任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
孝，本身没有错，可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古人的观念里，“孝”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听父母的话，因此“听话”就成了整个朝代的代名词。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
老爹一死，新皇继位，自然而然就需要听老娘的话。如此一来，舅舅、姨夫这些角色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国家核心部门。可这些人，皇帝还动不得，若不小心惹老娘不高兴，一时三刻就能给你扣上“不孝”的帽子。一旦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挑衅祖制，自身皇位的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
因此，汉朝历代皇帝在这个问题上，都小心翼翼。当初，汉文帝刘恒逼死亲舅舅薄昭后，心神不宁，临死前还不忘向老娘道歉。虽然有良心上的谴责，更重要的是怕影响自身声誉。十几年后，猛男刘彻继位，讨厌娘舅，甚至讨厌老娘王娡，可还是硬生生隐忍了几年。
简单说来，汉朝得政治格局就是这么个情况。
刘启现在和老娘的意见相左，自然不太好解决。但这个问题还必须的解决。我前边提到过，刘启名声虽然很好，但绝非老实人。他不愿意和老娘起正面冲突，自然就需要找一些顶缸的人，因此他就组织了这么个会，统一一下思想，组织一些措辞，研究一下办法。
就这样，议题被摆在了桌面上。
可下边的这些大臣们却紧张了起来。
记得月余前，栗家人不小心说了句话，就掉了脑袋。大家千里求官不容易，没胆量、也没必要为一个话题，搞的自己身败名裂。因此，大家窃窃私语半天，没一个人主动站出来说话。
这个景面，搞的刘启很不高兴。当即就点了个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