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之禄忠君之事”，贾谊很信服这一条。年纪轻轻就被委任为中大夫，俨然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他，应该是惬意的。
在惬意之余，他展开竹简，倾其二十年文学功底，写下了语言华美、立意深刻的一篇近三千字的文章——《过秦论》。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熟悉，的确挺熟悉，因为它其中的一部分出现在中学生教材上，更有很多人烂熟于胸。可以说，这是贾谊一生思想论著的开篇之作。
后世送给贾谊两个称号：思想家、文学家。这篇文章功不可没。
鲁迅曾给过这么一个评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关于这篇文章的评价有很多，打开百度搜索一下，能让你收获几万字，肯定不会比博士生论文的字数少。因此我就不再浪费口舌了。
然而这篇文章在当时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问题在于文章本身。因为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贾谊推崇两个字——仁政。
前边我曾介绍过法家、道家、儒家的主要治国理念。
简单点说，法家是暴政，道家是无为，而儒家是仁政。秦朝用的是法家的东西，汉初用的是道家的内容，而你贾谊宣扬“仁政”的好处，明显与汉初的思想体系有出入。
如此一来，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窦漪房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甚至在刘恒耳边说过这么一句话：腐儒，不堪为用。
然而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刘恒爱不释手地拜读几遍后，把窦漪房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没多久，这篇文章被誊抄多次，流出宫廷，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争相传阅。
其观点，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被其文采所折服。久而久之，儒家思想开始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这个年仅二十一岁的毛头小伙，又一次把儒家思想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孔子如果在天有灵，肯定会感激涕零的。
虽然这篇文章让儒家思想取得了很多隐性效益，可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并没有多大直接意义。因为刘恒的性格比较宽厚，与嬴政、胡亥父子迥异，就算贾谊不提什么“仁政”，刘恒也不会做出什么过火的事情。这是毋庸置疑的。
&秦论》传颂天下没多久，在文帝二年，贾谊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论积贮疏》。
如果《过秦论》是借古讽今的话，那这一本则实实在在地直剖时弊，其中直指当时痹政——“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过秦论》那么有名，但取得了实际效果。
因为汉文帝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恢复经济。这为汉朝经济的尽快复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条也有一些副作用。由于贾谊名气太大，以至于后世统治者把“重农抑商”定为长期国策，越往后其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这篇文章被采纳后，贾谊极其兴奋，趁热打铁地连上几本奏章，其中有一本的主要内容是四个字：列侯就国。周勃第二次离京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这本奏章送上去后，刘恒大为赞赏，但很多人却心存不满。
以往无论你借古讽今还是重农抑商，都没涉及朝廷大员的个人利益，而这一次却大不一样。
能够封侯拜相，大多是战场上一刀一枪争来的，熬到现在不容易。由于良好职业习惯，这些人中不乏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比如周勃，以“钝椎少文”而闻名，更兼此时年老，自恃功高，根本没把这个毛头小伙放在眼里。
贾谊的这个建议，无疑是砸了人家的饭碗，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很多人站出来反对。群臣哭的哭，闹的闹，甚至三公九卿集体弹劾：贾生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这一次，别说贾谊，连刘恒都没想到会把动静闹的这么大。然而刘恒在内心深处是支持贾谊的。
就在大家闹的不可开交时，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登场了——邓通。然而事实证明，这个人是贾谊难以逾越的障碍。
邓通也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并没多大本事，只是身份特殊而已，简单点说他是刘恒的基友。没办法，汉朝皇帝都好这一口。关于邓通这个人，我们在随后还会介绍，在此，大家只需要晓得此人和刘恒关系密切就行了。
由于关系特殊，邓通得以混了个上大夫。而此时的贾谊只是中大夫，明显要低一个层级。虽然职务有高低，但都有机会陪刘恒聊天。可聊着聊着问题就出现了。
简单点说，俩人谁都看不惯对方。
贾谊看不起邓通，一个男人凭姿色上位，似乎没多少让人看得起的资本，更何况贾谊还是才高八斗有为青年，更对邓通的行为嗤之以鼻。
而邓通也看不惯贾谊。明明贾谊的地位没自己高，可把头仰的挺高。更让他受不了的是，贾谊还常在刘恒面前讥讽他。
一来二去，俩人较上了劲，瞪着俩眼在对方身上找破绽。贾谊现在一不小心得罪了群臣，搞的朝堂上沸沸扬扬，这让邓通乐不可支。机会来了，他生怕贾谊死不了，决定给他下一副猛药。找了个合适的机会，他在刘恒面前说了这么一句话：贾生为谋私名而置陛下于不义，大奸似忠，恐久后有变。
完了，彻底完了。得罪了群臣是小，惹上了邓通事大，想再翻身，机会渺茫。
事实也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