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那边有个叫杨磐儿的人,四里八乡都叫他“”。

“”是我小学初中同学杨远丽的爸爸,大家有时叫他爸爸的真名儿杨磐儿。

杨磐儿生了一张窄长脸儿,一副水蛇腰,说话像个女人,拿腔捏调,走路一扭一扭如风摆柳。

杨磐儿的老婆呢?却是矮挫壮,像个男人,说话翁声翁气,(简书作者薰衣草的清香原创)无腰可扭,像根短粗的木头在路上慢吞吞地行走。

这夫妻俩在所有人看来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绝配!

那时的婚姻不知是谁乱点鸳鸯谱。

杨磐儿曾有一个远房表妹,他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因为近亲的缘故,双方家长都极力反对,最终有情人未成眷属。

小时的乡村,逢年过节的娱乐就是舞狮(老家话叫玩丝丝“狮狮”),玩花船(老家话叫玩蝴蝶儿)。业余舞狮队轮流到各个生产队打谷场表演节目。

记忆中那年的正月十五,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在蓝莹莹的天空,清冷的白月光撒向天地间,撒满一座座黑瓦白墙的村庄;撒满打谷场上那一堆堆小房似的稻草垛;撒满远近寂静的山冈。

吃完丰盛元宵节晚餐的孩子们、大人们,从上塆儿下塆儿,三五成群,结伴而行。他们有说有笑,走着跳着,跨过淙淙流淌的小河间的圆石,来到对面的打谷场。

打谷场的四周已站满了看节目的人群,我也随着人们来到打谷场。

在明亮的月光下,我看见一个穿着粉红戏装的背影,戴着花头饰,垂到屁股的假发辫,站在一个纸糊的彩船中间,双手扶着两边的船帮,正在做表演前的准备。

打谷场上叽叽喳喳,大人们双手拢在棉袄袖筒里,小孩儿们在大人身体的缝隙间穿梭打闹。

这时,节目开始了,我看见那花船里的古装女子扭过身体,面向人群,双手扶着船帮,有节奏地扭起了秧歌儿步(小时不懂),她那垂坠的长辫稍随着她扭动的身姿而摇摆。

我钻入人群挤进前面,终于看清了:那戏装女子原来是我同学的爸爸杨磐儿——“”。

月光下,我仔细地盯着他的脸,那窄窄的脸上搽满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描着黑黑的弯弯的细眉,黑色的眼圈儿,上挑的眼角,颧骨处扑着红胭脂,还有那描画变小的红丢丢的嘴唇。

那是我儿时记忆中,第一次见到表演节目时男扮女装的角色,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边表演着花船节目,那边的舞狮节目也开始了,人们又涌过去看舞狮。

我站在人群中,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张开的血盆大口,这时从狮口中突然飞出一只棒槌,它不偏不倚刚好砸向我的头!我当时一阵疼痛,眼冒金星,“哎呦!”一声捂着头蹲下了。人群骚动了一下,但我的家长都没在跟前,一个小孩子不知道去找他们理论。

我忍着疼痛走回家,回到家我额头起了一个元宵样的大包。我叙说着事情的经过,四爹说:“你当时咋不拣起棒槌砸到那狮子头上!”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小孩儿怎么那么单纯呢?

正月十五以后的十多天,“”杨磐儿和舞狮队继续到各个生产队表演节目。

2.

从街上那七拐八拐坑洼不平的石板路走到头,前面有一条大河,大河的对面儿有一条宽敞的大路,大路另一面儿是层层梯田,杨远丽的家就在那梯田上面,一条斜坡小路上,依着缓坡而建。

一个阴沉沉的秋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同学来找杨远丽玩。

我们看见她的母亲在扫院子。走进屋里,发现她的父亲“”杨磐儿正专心致志地用竹针在打毛衣,他的动作是那样地娴熟。我惊异地看着她的爸爸,没想到他不仅会跳舞演节目,还会打毛衣,真的像个女人,怪不得人家叫他“”。他抬头用女人样的眼神看看我们,我跟他的眼神对视了一下,赶紧扭过去。

“远丽,给你同学拿南瓜子嗑。”他拖着那唱戏样的细腔调,放下毛衣,从柜上端起一盘儿南瓜子,一扭一扭地走到我们跟前儿。

“嗑瓜子儿,女子。”几个同学嘻嘻哈哈地跑出去了。

杨远丽那窈窕的身材跟他爸爸一模一样,那弯弯的眉毛也像她的爸爸,只是那两颗龅牙却像极了她的母亲。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像爸爸,但却比爸爸长得更结实健康,而另一个哥哥则像她的母亲:矮矮的,黑黑的,壮壮的,那不善言辞的木讷,简直是他母亲的翻版。

那天回家,我告诉母亲原来杨远丽的爸爸还会打毛衣呀。

我妈说:“你不晓得吧?他们家是她妈什么都不会,只会种田干活儿,她爸就在家里干细活,像个女人一样。”

“哦,原来这样啊。”我恍然大悟。

年复一年,乡村舞狮玩花船的节目不再盛行,杨磐儿把那花船和行头扔到墙角。时光就像他家大路对面的河水,静静地流淌。

杨磐儿渐渐衰老,那黑黄的窄脸布满沟壑纵横的绉纹。

又是一个冬日午后,他坐在廊檐下继续织那件许久没织完的毛衣,那布满老年斑的双手已不再灵巧。儿女们早已成家,我的同学也远嫁到北京。手工织的毛衣已不再流行,人们开始穿机器织的毛衣。

杨磐儿停下,歪着头,老花镜垂下来,他睡着了。

院儿里几只鸡偎在一堆儿,眯起眼打盹儿,一只鸡在角落里使劲弹着灰窝。

只眯了十几分钟,杨磐儿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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