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死亡，我迷茫了，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开拓是扩张，是再建立一个盛极一时的皇朝，那么我的建议恰巧相反，传位于君度，但如果你依旧坚持当年的共和和民权梦想的话，那么就万不可传位君度。’
这是林诚在遗书中关于李君度的评价，李明勋完全同意这一点，让知道自己的长子有机会会成为比自己还要伟大的皇帝，但他依旧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如果说十几年前开始筹备建立国家的时候，他还曾有过一些犹豫和彷徨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坚定的自己的信念，将共和与民权推行到底。
当然，林诚最后也提及限制李君度后，把这封遗书给他看，以免李氏父子嫌隙，但是李明勋却是对自己优秀的儿子有了另外一种安排。
虽然林诚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一切在李明勋，帝制与共和，也可也不可的态度，但是李明勋知道，自己这位大哥是支持共和的，而自己同样也是，虽然共和的制度不可避免的低效率，也无法避免腐败等传统问题，但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证明，获得政治权力的普通百姓很大程度避免了来自公权力的剥削和虐待，更重要的是，基本消除的特权阶层，所以在主持完林诚的葬礼，在称帝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李明勋频繁的召见元首院诸元老和议院诸议员，确定帝国的新的权力架构和政治制度。
首先，李明勋召开了国务会议，军政等代表全部列席，确定了新的国名之后，是否确立新的国旗和国徽，李明勋选择把这个权力交由全国议政院，也就是议院来决定，而国务会议上，第一个要确定的是国都所在地。
而对于国都，李明勋首先提议了两京甚至多京制度，而不是只有一个京城，多京制度并未受到反对，毕竟是有例可循的，中国历史上，金、辽这种奉行行国制度的草原游牧国家，往往都是多京制度，即便是唐宋明这种正统汉人王朝，也有两京甚至四京的，而帝国对于多京制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要迫切的多。
与其他王朝不同，帝国是海权与陆权并重的国家，显然，一个京城，顾得了海洋就顾不了陆地，所以至少要两京制度，而李明勋直接提出建议，设两京，其中陆地京城就是脚下的北京，北京本就是元明故都，一切政治地位和设施都是齐全的，设为京城并不突兀，另外，帝国目前的主要威胁就是来自边墙之外的游牧民族，而无论是对游牧民族的战争还是使其归附之后，都需要一个北地的政治中心来宣示对边墙之外土地的主权和对游牧部落的宗主权。
更重要的是，草原部落如今对内地拥有天然的惧怕感，最怕的就是天花等疾病，让其到南方朝贡显然过于苛刻，而且，已经确立的会盟仪式也更适合在北地举行，无论开拓扩张还是绥靖统治，北京都是极为合适的。
唯一让众人有些疑虑的是，李明勋不仅要设北京为京城，还要把太庙、社稷坛和皇陵都设立在北京。要知道，这几样可是代表着江山社稷，那就是天下的象征，设立在北京，岂不是北京是最正统的京城，这可得不到海权为重的实权人物的支持。
而李明勋却很坚定，他很公开的表示，帝国并非古典的封建帝国，帝室作为帝国第一家族和中华民族大家长，并没有古典封建帝国那种国家命运系于一身的责任，李明勋选择设立这些祭祀建筑群在京城，其一是为了确定未来帝王的巡视制度，帝国虽居于南方，但为了绥靖塞外和祭祀先祖，就必须离开深宫，前往北方巡视，而北京作为社稷所在，自然也不能被轻易丢弃，保证陆权能与海权平等。
当然，李明勋还直接告知众人，称帝之后，会立嫡子君华为太子，而李君华身负前明与帝国皇室两大血脉，日后继位之君也是如此，便可把帝国和朱明的陵寝一道祭祀了，也安抚前朝民心。
国务会议上，自然也没有人直接站出来反对，因为大家更关心的是，李明勋准备把帝国的新首都定在哪里。
在社团时代，政治中心一直在布袋港，以之为大本营，随着台北、基隆两个港口的崛起，大本营迁往了台北，台北就成为了大本营，但大家都清楚，随着大陆战场的胜利，孤悬海外的一个小岛是担负不起一个强盛帝国的中心位置的，因此国都必然在陆地之上，而在各方的猜测中，南京是最大的可能，毕竟大陆战场稍微和缓，李明勋便把南京定为了临时首都，行政总院的中下级官员已经前往了南京城，但是李明勋却宣布，将帝国的新首都定在松江府（上海），改名为申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实际上，李明勋早有布置，在大本营的官员们迁往南京的时候，李明勋便委派元老许长兴前往松江府，进行清算和移民，目的就是把松江府所有的土地归为国有，以为军政所用。
南京与申京的距离并不远，都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同样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但是南京有一点完全不如申京，那就是交通，在这个世界上，最便利的交通运输就是水运，而从沿海抵达南京，因为逆流和诸多险要，顺利也需要五六日，不顺利那就是半月有余